第三，验证了中日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正确抉择。

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不同文明总是在相互浸润的过程中成长。不过，这一点在短时期的横断面是不容易观察清楚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派出工业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全面质量管理”经验时，一位日本企业家颇为自负地讲“日本与中国不存在经济交流，而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直流”。

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历史上中华文明哺育日本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显得狭隘且短视。而这次中日共同抗“疫”，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日本支援中国、中国支援日本的往来交流，成为“休戚与共”的典型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社会消解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

第四，有效地促进了中日两国民意改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民意却不尽如人意。而且，民间的对立、厌恶情绪并未因接触交往的增加而得到实质性改善。

究其原因，除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分疏外，大众囿于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看不惯对方，甚至放大对方缺点等，也是文化冲突动摇外交基础的底层逻辑潜因。疫情大难降临，作为人性的一面压倒了民族文化中的个性，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占据两国舆论主流。

很多有厌恶对方情绪的人突然意识到对方国家与民众的善意，观察到对方的“人情味”，进而感受到对方民族、国家的“可亲可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过去的误解与偏见，有助于提升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

疫情给中日关系留下新的思考空间

疫情终将过去，春天必定到来。首先，正确认识病毒疫情产生的原因，寻找正确的抗击疫情方法是紧迫课题。病毒几乎无处不在且难以被察觉，不断衍生出数量巨大的变种，使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很可能在一个较近的时期内暴发全球范围的新型病毒疫情危机。基于此，各国应当守望相助，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日本学校给学生家长写信，建议教育孩子们不要带着恶意去谈论中国武汉，日本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坏的是病毒，而绝非是人”等等，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做法。

其次，经历了共同抗“疫”的中日关系也将面对很多新的情况与问题。例如，从直接和积极意义上看，公共卫生事业与医疗研发领域合作迫在眉睫，尤其是“病毒溯源研究”方面，在共享本次疫情中获得的病毒样本，通过传播时间、地点、地域、路线的信息分类数据，利用病毒基因序列变异和变化规律寻找源头和传播链条势在必行。

而在诸多相关领域中，日本开始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政府建议企业“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避免产业链条因中国“断供”殃及自身。

总之，疫情过后的中日两国关系又将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经济形势下做出新调整，两国关系还是要不断向前发展。借用张蕴岭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上所发表文章《新时代的中国与日本相处之道》的简明结论，中日两国未来之道，“一是和平与友好，二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协同与合作”。